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这是一个事关全局和长远发展的重大判断，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经济发展的战略选择。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必须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更多采用改革的办法，加快形成和完善与高质量发展相适应的制度环境。

一、高质量发展阶段的新特征和新要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我国经济发展也进入了新时代。新时代我国经济发展的特征就是转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国内外环境的深刻复杂变化，习近平总书记科学把握世界发展大势和我国发展阶段性特征，先后作出“三期叠加”、经济发展新常态、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科学判断。高质量发展阶段，与“三期叠加”和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判断具有内在逻辑一致性，“三期叠加”和经济发展新常态更多是阐明经济阶段性变化的新特征，而高质量发展不仅是对发展阶段的概括，还体现了发展的战略取向和价值取向。

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既是适应内外环境深刻复杂变化的需要，也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内在要求。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以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等为核心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从导入期转向拓展期，正在改变国际分工原有的“中心—外围”结构，成为影响各国竞争力消长和大国兴衰的主要力量。国际经贸规则和全球治理体系加快重构，国际政治格局不稳定性上升。特别是美国单方面挑起经贸摩擦，并试图对我国进行全面战略围堵。推动高质量发展，才能进一步增强我国综合国力和竞争力，在应对百年变局中牢牢把握主动权。

我国正处于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我们既要跨越我国经济发展现阶段非常规的特有关口，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三大攻坚战，又要跨越常规性的长期性关口，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实现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才能成功跨越关口，实现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为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打下坚实基础。

高质量发展，就是能够很好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发展，是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发展。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不仅衡量标准上要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而且内涵上要从“增长”延展到“发展”，实现更高水平、更优结构、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发展。

更高水平的发展：从“数量追赶”转向“质量追赶”

经过改革开放40多年的经济快速发展和生产能力的迅猛扩张，传统产品和服务的“数量缺口”基本填满，“有没有”的问题基本解决。而随着居民收入水平提高和中等收入群体扩大，消费结构加快向高端化、多样化、个性化方向升级，居民对产品和服务质量、品质的需求日益扩大，“质量缺口”越来越大，“好不好”的矛盾更趋突出。如果说，高速增长阶段主要任务是实现“数量追赶”，那么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主要任务是实现“质量追赶”，以显著增强我国经济发展的质量优势为主攻方向。

更优结构的发展：从“规模扩张”转向“结构升级”

在高速增长阶段，经济发展主要依靠生产能力的规模扩张，而随着钢铁、煤炭、石化、建材、有色等产能陆续达到市场需求峰值，传统产业大规模扩张的阶段基本结束，必须从“铺摊子”为主转向“上台阶”为主，着力推进结构升级，提升产业价值链水平，由加工制造向研发、设计、标准、品牌、供应链管理等高附加值区段转移，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结构升级不仅要满足市场对产品和服务质量、品质的需求，更要实现生产要素从低效领域转移到高效领域，进而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更有效率的发展：从“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

随着近年来我国劳动年龄人口逐年减少，土地、资源供需形势变化，生态环境硬约束强化，依靠生产要素大规模高强度投入的“要素驱动”模式已难以为继。支撑经济发展的主要驱动力已转向科技创新、人力资本提升带来的“乘数效应”，这个阶段的“瓶颈”制约主要是创新能力和人力资本不足。从国际对比看，我国全要素生产率水平与世界主要发达国家仍有较大差距，提升创新能力成为新阶段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关键，必须把创新作为第一动力，依靠科技创新和人力资本投资，推动经济发展从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

更加公平的发展：从“分配失衡”转向“普惠包容”

高质量发展不仅要有高效率的生产体系，更要形成普惠包容的分配体系。高质量发展的最终目的是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这就要求完善初次分配制度，健全收入分配调节机制，规范收入分配秩序，合理调节不同群体的分配关系，逐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努力实现共同富裕。健全有利于更充分高质量就业的促进机制，构建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教育体系，完善覆盖全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强化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的制度保障，使广大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

更可持续的发展：从“高消耗高排放增长”转向“绿色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高速增长带来了资源能源消耗迅速增加和环境质量损耗，透支了发展的质量和效益。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人民群众对优美生态环境需要更加强烈，从过去的“盼温饱”到现在的“盼环保”，对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提出更高要求。这就要求转向经济发展与资源节约、排放减少与环境改善相互促进的绿色发展方式。绿色发展不是对传统工业化模式的修补，而是发展方式的革命性变革。随着污染治理外部成本内部化，将重新定义投入和产出、成本和收益，绿色发展将成为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

二、高质量发展要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

面对经济形势的复杂变化，是采取需求侧强力刺激的老办法，还是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这是两种不同的选择。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牢牢把握工作主线，坚定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从当前我国经济运行面临的矛盾和问题看，既有需求侧的也有供给侧的，既有周期性的也有结构性的，既有短期的也有长期的，但主要矛盾仍然是供给侧结构性的，强化需求侧刺激，短期可能起作用，但难以解决深层次结构性问题，一段时间后，产能过剩、库存高企、杠杆率攀升等问题有可能再现，过去几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取得的成果可能会得而复失。因此，不能因为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就放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抓住主要矛盾，在稳定总需求的情况下，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不动摇。

2015年以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推进“三去一降一补”为重点展开，取得明显成效。从去产能看，钢铁、煤炭供大于求、产能过剩问题得到缓解，供求关系明显改善，工业品价格回暖，企业盈利能力和资产负债表改善。从去库存看，一二线城市库存大幅下降，三四线城市库存扩张放缓。从去杠杆看，宏观杠杆率总体趋稳，企业部门杠杆率有所下降，地方政府隐性债务扩张态势得到遏制。从降成本看，陆续出台减税降费和降低电价、物流成本等措施，企业生产经营成本有所降低，推进放管服改革降低了市场主体制度性交易成本。从补短板看，各级政府对农业农村、水利、脱贫攻坚、生态环保等投入都明显加大。实践证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调整经济结构、实现供需动态平衡起到了重要作用。从2015年以来全要素生产率止跌回升的态势看，供给侧改革对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经济发展质量也发挥了积极作用。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要根据形势发展不断深化。2018年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更多采取改革的办法，更多运用市场化、法治化手段，在“巩固、增强、提升、畅通”八个字上下功夫，明确了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方向。“巩固”，就是要巩固“三去一降一补”成果，重点是加大处置“僵尸企业”力度，强化市场功能，加快市场出清。“增强”，就是要增强微观主体活力，减少政府行政性干预，充分发挥市场主体作用。“提升”，就是要提升产业链水平，通过外部倒逼和市场竞争，推动科技体制创新，加快解决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问题。“畅通”，就是要畅通国民经济循环，通过要素市场化改革和加快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破除要素自由流动的障碍，疏通供给和需求、金融和实体经济的传导机制。这是在我国发展的内外部环境深刻变化背景下，对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出的新的战略部署。

“巩固、增强、提升、畅通”这八个字，强调的是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强调的是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强调的是营造公平竞争环境，强调的是生产要素市场化改革。从根本上说，就是要进一步推进深度市场化，大幅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凡是市场能自主调节的就让市场来调节，凡是企业能干的就让企业去干，让市场机制在更大范围更深层次上发挥作用。

三、推动高质量发展要以深化改革为根本途径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牢牢把握制度保障。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既是发展方式转变、经济结构优化、增长动力转换的过程，更是体制变革和机制创新过程。高质量发展要以高标准市场经济体系建设为保障，必须以深化改革为根本途径。

（一）强化竞争政策基础地位

竞争是市场经济的本质要求。强化竞争政策的基础地位，完善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制度条件。要以竞争政策为基础协调相关政策，全面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加快建立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加强对政策法规的公平竞争审查，除了符合“例外规定”的领域，都要以遵循竞争政策为基本原则。同时，通过立法明确竞争政策在经济政策体系中的基础地位。

（二）进一步完善产权制度

产权制度是市场经济的基础性制度。要健全以公平为核心的产权制度，形成促进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开公平公正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的制度环境。提高民营企业使用土地、资金等生产要素的机会和可得性，在市场准入上为非公有制经济扫清障碍、降低门槛，在法律保护的制度上对民营企业一视同仁。营造法治化制度环境，增强民营企业家的社会责任感和安全感，增强民营企业信心和投资热情。

（三）深化土地制度改革

土地是最重要的生产要素。深化土地制度改革，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要加快落实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改革，建设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允许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在符合用途管制和规划的前提下，实行与国有土地同等入市、同价同权。探索宅基地所有权、资格权、使用权“三权分置”改革，落实宅基地集体所有权，保障宅基地农户资格权和农民房屋财产权，适度放活宅基地和农民房屋使用权、交易权，重点结合发展乡村旅游、返乡下乡人员创新创业等先行先试，盘活利用农村闲置农房和宅基地，促进城乡要素双向流动。

（四）探索科技成果市场化激励机制

创新是发展的第一动力。近年来，我国科技创新取得重大进展，已成为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科技大国。但也要看到，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局面尚未得到根本性改变，科技成果转化能力不强，科技人员创新潜力没有充分释放。这些问题根源在体制机制，核心是科技人员激励机制不健全，根本是产权激励机制不到位。要探索赋予科研人员科技成果所有权，推进科技成果初始权益分配改革，在科技项目立项之初或立项之前，由科研团队与单位之间签订协议，明确知识产权处置办法和科技成果分配比例，让科技项目研发与科研人员受益直接挂钩，激发科技人员积极性，提高科技供给质量和效率。

（五）加快推进国资国企改革

推进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更多投向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改革国有资本授权经营机制，推进国有资产投资、运营公司改革试点，加大对企业授权放权力度，赋予企业更多自主权。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加快完善企业法人治理结构和市场化经营机制，健全完善经理层任期制和契约化管理，改革国有企业工资决定机制，推进骨干员工持股制度，积极探索职业经理人等制度。积极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扩大重点领域混合所有制改革试点范围，加快一般竞争性领域混合所有制改革步伐。

（六）深化财税金融体制改革

推进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建立权责清晰、财力协调、区域均衡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形成稳定的各级政府事权、支出责任和财力相适应的制度。健全地方税体系，规范地方政府举债融资机制。以金融体系结构调整优化为重点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发展民营银行和社区银行，推动城商行、农商行、农信社业务逐步回归本源。促进多层次资本市场稳步发展，提高直接融资特别是股权融资比重，完善交易制度，增强资本市场活力。

高质量发展要充分调动和发挥各方面积极性。在做好顶层设计的同时，要给地方和基层更多的探索空间，鼓励地方根据当地实际进行各具特色、富有成效的探索，激励基层干部积极主动作为，激发各方面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形成强大合力，推动高质量发展不断取得新进展。

(本文作者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来源：经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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